谈焚书坑儒 九把刀新书遭封杀引发全民大讨论

　　环球时报谈焚书坑儒九把刀新书被封杀引发全民大讨论，近日，有关于政府主管部门下达内部通知，要求将余英时、九把刀的书全面下架，野夫、茅于轼、张千帆、梁文道、许知远等的书不予出版一事在网络上网友将此事喻为现代版的焚书坑儒，对此环球时报也出专栏谈焚书坑儒，并表示焚书坑儒中国已不可能再重演，这无疑对网友的质疑一个非常漂亮的回应。

　　环球时报谈焚书坑儒 九把刀新书被封喻为现代版的焚书坑儒至今名人的书籍在谈及政治时往往会夸大不会注意尺度，也存在敏感内容，被封杀也是情理之中，或许这次环球时报大谈焚书坑儒也给一些作家们当头一棒，别为了吸引眼球评论一些过于敏感的话题。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焚毁典籍，坑杀书生。比喻对文化和文化人的摧残。

　　而且将这次的事件比喻成焚书坑儒无疑是夸大措辞。

　　近日有人在微博上爆料称，政府主管部门下达内部通知，要求将余英时、九把刀的书全面下架，野夫、茅于轼、张千帆、梁文道、许知远等的书不予出版。导致形成了一个舆论热点，有人宣称这是新时期的“焚书坑儒”。近日，环球时报谈焚书坑儒，称中国已不可能再重演。

　　客观而言，在中国热衷政治除了要有热情外，还需要有驾驭复杂性的智慧和诚意。这在官方层面就如此，对于意识形态工作者也是一样。中国的改革需要新思想、新动力，但中国社会同时对各种颠覆性力量的形成或侵入保持着警惕。任何人如果主观或客观上站到了与国家主流政治路线对抗的位置上，他就不应指望自己的影响力会持续上升，不经历任何波折。

如果那些推动“政治异见”文化的人自定义为“改革者”，他们就应为维护社会主流政治共识承担自己的责任，确保自己不成为国家团结的破坏者。这是他们的文化作用能够随着社会改革的激流一同前行的底线。

　　如果他们要打破这一基本社会规则，把坚持宣扬与国家路线对立的政治主张放在一切考虑的首位，那么他们就要准备承受来自主流社会的反弹，而且这种反弹多半是令他们不愉快的。

　　这是一份选择，后果很容易预见。旧时代的“焚书坑儒”在中国已不可能重演，但在这个国家，一些“敏感区域”确实存在。它们是普世化的也好，是“时代局限”也好，但它们是中国的现实，是中国保持国家稳定前进能力的一个环节。进入这些“敏感区域”蹚水，决不能是楞头青，充满脱离实际的幻想。这里需要敏锐、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心，需要超越自我、洞察整个社会的理解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