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日本文化真的是耻感文化吗？-中国艺术家网

我是在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宏大叙事下抵达东京的。出发前有人提醒，这个时候还去日本，当心点。我笑言，权当是深入敌后吧。

中央电视台的朋友还说，在日本拍摄，不止一次被抓到警察局，原因是没有拍摄许可，人家抓你。我们此行目的是拍摄26集大型历史纪录片《历史的拐点》，其中有六集的《甲午战争》，不去日本不行，但去了也麻烦，因为我们的确没有申请拍摄许可。

出发前，我看日本“70后”学者與那霸润的新书《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封面上“文明冲突”这四个字，首先就把我的心揪扯住了。

八胜堂是日本一家专卖古旧图书的字号，店堂里关于中国的书籍排山倒海，让我倒吸一口凉气，而且这些书，大部分是战前出版物。日本战前已完成了对中国国土的测绘，而中国军队作战，居然要从日本人手里缴获地图。如今又过去了七八十年，这种认知上的不对称依然存在，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成了一个透明体，差不多是在裸奔；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却依然是一个混沌、坚硬的固体，对于他们正在做和想要做的一切，中国人不了解，也不屑于了解，好像对日本多了一层了解，就损失了一份爱国。中国人试图拒日本于千里之外，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无论我们拒还是不拒，日本都在那里。但是某些中国人仍把无知当光荣，陷入一种一叶障目的自我欺骗，谁的言辞带上“日本”二字就迫不及待地给他贴上“汉奸”的标签。

日本像中国一样，在没有参照系的与世隔绝中自娱自乐。日本居然也把自己称为“中央之国”。山鹿素行曾经自豪地说：“中央之国”（指日本）“屹立巨海，疆域自有天险，自神圣继天立极以来，四夷终亦不得窥视藩篱。皇统连绵而与天地无穷”。这份自我安慰式的狂言也只是一堆语言的泡沫，美国的“黑船”一来，就灰飞烟灭了。

史料记载，早在1853年7月8日，佩里抵达江户时，他乘坐的轮船就吓坏了日本平民，他们以为野蛮的入侵者拥有“喷火怪兽”。从1854年日本人绘制的佩里画像中可以看出，那时的日本人对西方人是无比恐惧的。在这些画中，西方人一律被画成恶魔的形象，鼻子尖长，双目圆睁。这些画像，从下田了仙寺宝物馆和横须贺的佩里博物馆里都能看到。

这让我想起晚明学者张燮对葡萄牙人所作的描述：“葡萄牙人身高七英尺，长着猫一样的眼睛，嘴巴就像黄鹂，脸色灰白，胡子卷曲，像黑色的纱布，而他们的头发却几乎是红色的。”更令人觉得奇怪之处在于：当囚犯被拉去斩首的时候，他们在后面吟唱着宗教经典里的赞美诗。

其实佩里的登陆地不是在下田，而是在横须贺东南部东京湾的入口处的久里滨。在久里滨的街上，偶尔可见与“黑船”有关的标志，还有一条以“开国道”命名的道路，甚至我们午餐的那家餐馆，名字就叫“黑船食堂”。假如没有它们的印证，我几乎无法把历史上的“黑船事件”与这一片宁静的海滨联系起来。

公元1901年，在当年佩里登陆的久里滨，日本政府专门竖立了一座纪念碑，碑文由伊藤博文亲自题写。公园的一角有佩里纪念馆，门旁立着一尊佩里的塑像。塑像中的佩里，不再像当年的画像那样面目狰狞，佩里形象变化的背后，可以看出日本人心态的变化。

终于，这个封闭的岛国决定开放自己的门户，与西方签订了一系列条约。

到达日本的第一天我们就去了下田。我们不能错过下田当地的“黑船祭”，5月16日，正是它开始的日子。一到酒店，我就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酒店的大堂上悬挂着许多“黑船祭”的小旗，墙上张贴着“黑船祭”的宣传画，连房间里的睡衣上，都印满了大大小小小的“黑船”造型，处处提醒着“黑船”的存在，更有意思的，我们下榻的这家酒店，名字就叫“黑船酒店”。

我走进“黑船”的房间，窗子刚好面对着深蓝色的太平洋。隔窗一望，我笑了，因为停在岸边的，正是那艘威风凛凛的“黑船”。佩里的“黑船”早就去向不明了，但它的替身还在，赖在下田不走，成为这座城市里最重要的布景。

暮色降临时分，窗外响起了音乐声，街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房间里的“黑船祭”活动册页上说，今晚有音乐会，舞台是在街边搭起的，夜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舞台的灯光刚好亮起，人们就朝着那灯光里走。音乐自舞台上倾泻下来，像一袭袭贴身的绸衣，把每个人包裹起来。海风掀动着绸衣，让每个人的身体都荡漾出节奏感，像是那舞蹈的一部分。

恍惚中，我看见大片的樱花在夜空中绽放，我知道那不是梦，是“烟花祭”开始了。我坐起身向窗外看，硕大的花朵正在夜空中此起彼伏地绽放。花期如梦，烟花的花期最短，常常是刚刚绽放就消失无踪了，不肯有丝毫的逗留，因此更像是一场梦，让真实的美景变得虚幻。

我以为当地设立“黑船祭”，并且仿制出一艘原大的“黑船”供人瞻仰，是为了“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毕竟，下田是日本人缔结城下之盟的耻辱之地，而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又把日本文化总结为“耻感文化”。但是，自我到达下田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自己完全错了。

了仙寺是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下田条约》的历史性场所，因此被定为日本国定史迹。了仙寺如同日本的许多寺庙一样，依傍着青山，山色翠绿，天空湛蓝，近处有粉色和白色的花瓣一层层地绽放。我们有备而来，已经预先知道了仙寺宝物馆陈列有当年的有关公文和黑船舰队来日的画卷，并收藏有关“黑船”舰队的文物一千多件，是日本国内最大的“黑船”资料库，要想了解日本开国和对外贸易的历史，在宝物馆里可以一目了然。

我们抵达了仙寺的时候，看见门口竖着一面用来照相的画板，上面画着“黑船”，还有佩里和幕府将军的形象，只是头部是挖空的，拍照的人站在画板的背后，把头伸进那个挖空的圆洞，他自己就成了佩里或者幕府将军，每一个把脑袋伸出那个圆洞照相的日本人都开怀地笑着。寺内还上演着一出舞台剧《下田条约的签订》，剧中美国“黑船”的炮声把幕府将军的脸吓得变了形，他们言语中对美国的无知让台下笑成一片。美国等列强打到了家门口，逼幕府将军们投降，这事就这么值得开心吗？还有没有民族自尊心了？

我想当时的幕府将军们是有自尊心的，不战而降，世界上有比这还丢人现眼的事吗？难道这不是对“武士道”（Bushido）的巨大反讽吗？自从12世纪末，武士首领源赖朝出任“征夷大将军”，创立镰仓幕府，统帅天下军政，一直到明治维新以前，那些威风凛凛、武艺高强的武士一直都是日本历史的主语。

连女人也不例外。静御前是日本版的“花木兰”，她在12世纪在源氏将领的麾下作战，在一次战斗中，她冲向敌将，将他拉下马，一刀割去了他的首级。而大多数留守后方的女人，也需要军事训练，她们使用一种刃长两尺的刀，面对侵犯，也会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战斗力，据说她们的弯刀常常可以砍断敌军的马腿或者直接插入步战士兵的身体。对于她们来说，忠诚和荣誉同样重要。大名织田信长的妹妹，后来的浅井长政夫人，被认为是“天下最美的女人”。为了缔造联盟，她曾两次出嫁，当她的第二个丈夫受到德川家康的攻击时，她将女儿们送走，她本人却拒绝离开，以自杀表达了她对丈夫的爱和忠诚。

因此，在幕府时代耀眼的繁华背后，总是浮现着一种凶狠的表情，就像戴季陶所说：“日本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中国晋朝人清谈而不负责、六朝人软弱颓丧的堕落毛病。连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当中，都含着不少杀伐气。这都是最值得我们研究、最值得我们注意的。”

当“黑船”来袭的时候，日本也有林则徐式的民族英雄，抱着飞蛾扑火的决心，与西方列强以死相拼。1859年，日本的爱国志士在横滨杀死俄国军官和水兵；1860年，他们杀死了美国公使馆的秘书；1862年，几名年轻志士趁着夜色靠近品川御殿山新建的英国公使馆，神不知鬼不觉地锯断木栅栏，潜入进去，扔出自制的燃烧弹。21岁的伊藤博文参加了这次恐怖活动，那时的他，是“尊王攘夷”的积极分子……“尊王攘夷”，略近于义和团的“扶清灭洋”。

这一份宁折不弯的气质或许可以让武士们超凡入圣，但并不能救日本于水火。日本人很快明白了这个道理，情况也发生180度的变化。公元1861年，日本幕府派遣使节前往法、英、荷、俄等国，与西方列强商讨推迟开放江户、大阪等城市的时间，使团成员中，有福地源一郎、福泽谕吉、箕作秋坪等，他们后来都成为日本近代化转型中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们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只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血性救不了日本，还需要“理性”，无论多么精深的文化，在他们眼中都会被分解为至为简单的两种：有用的和没用的，在伊藤博文眼里，西方文化是有用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已经过期作废，日本人不准备跟亚洲人玩儿了，决定“脱亚入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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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日本文化真的是耻感文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