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放宽“全面二孩”无法成为拉动经济的灵丹妙药、救命稻草

要点1：人口政策缺乏的是“动”的勇气，不是“迈大步”的力气。十八届三中全会，人口政策能“动”起来，说明决策层有决策勇气。

要点2：随着社会发展，生育率会自发地下降，即便中国1980年就不实行计划生育，峰值人口只能达到16亿，而不是50亿。在当时，中国根本没有必要实行计划生育。

要点3：全面二孩后，2016年生育率只会为1.3左右，2017年也只有1.4（不到1.5），然后下降到2020年1.35，对经济拉动作用很弱，根本不可能拉动经济0.5%。

要点4：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民众已经养成了生育的“趴蚤心态”。

中国的经济模式和城市规划都是围绕独生子女政策进行的，并将惯性地延续下去。计划生育不可能对文化惯性和经济惯性造成有力的冲击。

要点5：如果认为人口是负担，那么中国不缺人；如果认为人口是财富，那么中国当然缺人。人口政策调整的最大意义是“人”，是生命，是人性，是希望，是人伦，是亲情，是权利和自由，是社会和经济的活力。

【编者按】计划生育是与人们息息相关的政策，也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年前，“全面二孩”政策落地，意味着2016年以后出生的“二孩”生来便拥有了合法的身份，不用再躲躲藏藏。这一政策无疑给中国人口“再生产”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对计划生育与自身切身利益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种种反思。

究竟计划生育从何而起？在社会发展历程中它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迟迟未动的人口政策开始进行调整完善，出现这种“转向”的原因是什么？“全面二孩”政策能够遏制中国的老龄化趋势吗？人口与经济繁荣、文明兴衰之间有怎样的联系？究竟中国家庭应该需要几个孩子？中国人口的上限在哪？中国人口政策应该走向何方？……以上都是人们非常关心和关注的问题，也是社会需要直面和商榷的问题。

对于“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日前在接受腾讯文化独家专访时指出，这一举措具有重大的意义，“十八届五中全会，突破重重阻力和人口学家理论恐吓，废止了为时三十多年的一胎化，是‘人口再生产’的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说明我们的制度还有自我纠正能力、还有活力。”但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应该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并在经济和文化体系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打破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文化惯性和经济惯性。”

从2000年开始，易富贤着手研究中国人口问题，他的《大国空巢》曾经一度引发了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思考。他一直关注中国人口政策的变化，并就中国人口现状和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后，易富贤表示，人口政策能“动”起来，说明决策层有政治勇气，但单独二胎”理论在国内国外均已证明破产，只有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才是根本解决途径，并发表文章《从单独二孩实践看中国人口决策的缺陷》。随着“全面二胎”的放开，易富贤再度发言，表示，“全面二孩”政策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是由于生育观念、性别歧视等问题，全面二胎面临着重重现实挑战，呼吁配套政策的出台。以下为腾讯文化对易富贤的独家专访内容，鉴于篇幅较长分为两篇，此为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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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缘起于导弹科学家宋健的人口预测

文化：计划生育政策的源起是什么？当时中国是否需要计划生育政策？

易富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欧美国家掀起优生学的思潮，希望通过选择性的控制生育以“纯化种族”。纳粹集中营事件曝光使得优生学臭名昭著，改头换面变成了人口学。1968年出版的《人口爆炸》和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掀起了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1974年基辛格被授权起草绝密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 号》，提出利用联合国人口基金等组织，在发展中国国家推行计划生育。1979年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中国5000万美元以建立计划生育和人口学体系。1978年宋健到欧洲开会，有人提供给他控制人口的资料，他据此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50亿；这一令人惊恐的预测促进中国在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其实随着社会发展，生育率会自发地下降，即便中国1980年就不实行计划生育，峰值人口只能达到16亿，而不是50亿。在当时，中国根本没有必要实行计划生育。

文化：中国计划生育自1960年代试行以来，经历过哪些重要的调整？

易富贤：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当时的计划生育只是在部分地区试行，对全国的生育率影响还不大；1970年全国的生育率仍在5.0以上的较高水平；1971年国务院转发卫生部等《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1973年12月开始全面实行“晚（晚婚晚育）、稀（间隔4年）、少（只生两个孩子）”的计划生育；1978年陈慕华副总理提出了一胎化设想，并在部分地区实行。1980年9月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推行；1984年人口政策开了一个小口，比如允许农村独女户生育二孩。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2016年1月1日开始实行全面二孩政策。

文化：持续三十多年的一胎化政策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影响？

易富贤：以两个人口学指标为例。日本1951年的中位年龄为22岁，而美国为30岁。青年日本追赶中年美国，收入差距不断缩小。1991年日本的中位年龄38岁，超出美国5岁；1992年经济增速开始低于美国。1979年中国的中位年龄22岁，美国为30岁。2015年中国38岁，开始超过美国；2030年中国45岁，超出美国5岁；2050年中国55岁，美国只有42岁。今后走在前面的是中年的美国，而在后面追的是老年的中国。

20-64岁劳动力是驱动经济的动力，老龄化是阻力。1946-1973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8.9%。日本劳动力与65岁及以上老人之比在1975年开始低于7.5，在1992年开始低于4.8，在1994年开始低于美国，2011年只有2.5；1975-1991年经济年均只增长4.4%，1992年后增速低于美国。中国的劳动力/老人在2010年降至7.5，2021年将降至4.8；经济增长率也在2012年开始减速，下行压力将不断增大。2035年中国的劳动力/老人将只有2.5，开始低于美国，更是远低于印度的6.6，经济活力也将低于美国和印度。

可以说，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尤其是生育率从1990年的2.3跳跃性下降到2000年的1.22、2010年的1.18，奠定2011年后经济下行、今后长期经济衰退的人口学基础。

允许生育“两个子女”还是不够的

文化：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迟迟未动的人口政策开始进行调整完善，出现这种“转向”的原因是什么？

易富贤：我认为有几个原因：第一，十八大之后的中央领导的人口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认为人口是负担，而是将人口视为财富。第二，中国的民众在调整人口政策上达成了高度共识。第三，人口危机全面爆发，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负增长已经拖累经济增长。第四，2014年开始的单独二孩政策，申请率远远低于预期，当初预测每年会多出生200多万人，累计多生1000万人，但是实际上累计只会多出生几十万人。

文化：经济学家科斯在一次公开课中直言，计划生育是他听过最荒诞的政策之一。他认为中国家庭只生一个小孩，甚至会导致中国消失。至少需要允许“两个子女”的人口政策。才能维持人口增长。你如何看待？

易富贤：他的观点是对的，但是允许“两个子女”是不够的。计划生育不但导致中国人口数量的萎缩，也导致结构的老化。计划生育使得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从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从1980年的高于22%降低到2015年的不到19%，并且近年中国出生人数只有世界的10%。由于育龄妇女的减少和对生育文化的破坏，现在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如果不出台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的话，今后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也将低于10%。

205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将达到55岁，而世界平均水平只有36岁。中国经济占全球比例将在2027年前后达到17.5%的峰值后开始下降，今后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地位也将不断下降。一个在1820年占全球37%人口的大国就这样因为错误的人口政策而一步步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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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政策无法成为拉动经济的救命稻草

文化：如何评价全面放开二孩之前的“单独二孩”方案？政府选择实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时机是否合适？

易富贤：人口政策缺乏的是“动”的勇气，不是“迈大步”的力气。十八届三中全会，人口政策能“动”起来，说明决策层有决策勇气。之所以只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是因为国家卫计委和翟振武、蔡昉两个课题组预测，如果全面二孩，将出现难以承受的出生高峰，每年会出生4995万、4700万人。国家卫计委和翟振武等人预测，单独二孩足以将生育率提升到1.8（出生1800多万），每年多出生200多万人，累计会多出生1000万人。面对这些人口预测，决策层对全面二孩都望而却步，更加不敢停止计划生育了。

2015年是单独二孩政策的峰值出生年，但是国家统计局公布，只出生1655万，比2014年还少出生32万，比2013年只多生15万。其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还有大约20%的水分，比如国家统计局公布1999年、2000年、2001年出生1901万、1771万、1702万；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11岁、10岁、9岁人口只有1394万、1445万、1425万；这些孩子到2013年读初三、初二、初一，只有1424万、1477万、1497万。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出生1592万，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岁只1379万。因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出生1655万也有约20%的水分。这也可以用生育率来验证，2015年进行了1%人口抽样调查，虽然目前还没有公布生育率数据，我根据蛛丝马迹推算生育率应只有1.25，那么2015年只出生1300多万人，远远低于预期的1800多万。

十八届五中全会，突破重重阻力和人口学家理论恐吓，废止了为时三十多年的一胎化，是“人口再生产”的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人口政策改革坚定、有力地不断推进，说明我们的制度还有自我纠正能力、还有活力。

文化：全面放开二孩实施后，中国的人口生育率近期会出现显著的上升吗？全面放开二孩是否能使人口危机得到缓解？人口生育率的上升是否能够刺激经济增长？

易富贤：国家卫计委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后，每年出生人口将在2015年1800万的水平上多生300万，每年出生2100万左右，生育率2.1，这样总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14.5亿的峰值，有望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0.5%。如果人口政策确实如此的话，那么十三五增加5400万人，出生10675万，当然能够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年均拉动经济增长0.5%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实际情况应该是，全面二孩后，2016年生育率只会为1.3左右，2017年也只有1.4（不到1.5），然后下降到2020年1.35，那么十三五只出生7000万，对经济拉动作用很弱，根本不可能拉动经济0.5%。

2015年中国人均GDP增长6.3%，GDP总量增加6.9%。如果十三五人均GDP年均增长5.9%，人口增长是依照国家卫计委的预测，那么GDP总量年均增长6.7%，基本能遏止经济下行。但是如果十三五实际只出生7000万，那么各级政府卯足劲，GDP总量年均也只增长6.2%。

“计划生育”让民众很难走出“趴蚤心态”

文化：随着人口政策的调整，您认为长期严格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文化惯性和经济惯性能否逐渐被打破？

易富贤：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民众已经养成了生育的趴蚤心态（用玻璃罩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碰壁后自动适应不断降低的罩子高度；后来取下罩子，跳蚤不跳了，变成了爬蚤）。中国的经济模式和城市规划都是围绕独生子女政策进行的，并将惯性地延续下去，城市的生育意愿已经非常低；来自农村的新市民也不得不适应城市的生育模式，生育意愿也很低。目前的人口政策仍然是计划生育，那么就不可能对文化惯性和经济惯性造成有力的冲击。

中国都可以生1个孩子，一孩次生育率不受政策限制。在没有计划生育的情况下，一孩次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是直线相关的，比如台湾1992年、2001年、2013年一孩次生育率为0.76、0.70、0.58，总和生育率为1.73、1.40、1.07。中国大陆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滞后韩国21年、台湾23年，但是2010年、2015年的一孩次生育率只有0.725，低于韩国1989年的0.839；2015年中国大陆的一孩次生育率只有0.66，低于韩国1994年的0.826、台湾1992年的0.76。可见中国大陆的生育趴蚤心态非常严重，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也难以达到1.5，然后会快速下降。

中国应该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并在经济和文化体系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打破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文化惯性和经济惯性。

人口不是负担而是财富

文化：中国究竟缺不缺人？放开生育，是不是人权的体现？

易富贤：如果认为人口是负担，那么中国不缺人；如果认为人口是财富，那么中国当然缺人。“人”的意义是全面的，人口危机是就不局限于经济衰退、养老危机、光棍危机，更包括人伦危机、人文危机、人权危机、人道危机……。人口政策调整的最大意义是“人”，是生命，是人性，是希望，是人伦，是亲情，是权利和自由，是社会和经济的活力。

文化：有学者提出质疑，如果这么庞大的群体没有就业或者没有充分就业，那么他们将只会消耗基本生活保障成本，而不能提供任何养老金缴纳，那么放开“二孩”是在降低社会成本、还是在增加社会负担？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易富贤：“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自始至终都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理由，其实与亚里士多德的 “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一样荒谬。伽利略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是中国不少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至今理解不了“两个铁球”的原理。一个正常的社会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比如美国3.2亿人口提供1.6亿个就业机会，巴西2亿人口提供1亿个就业机会。中国有8亿多劳动力，绝大多数是计划生育之前出生的，需要16亿多人口才能保证就业；但是计划生育减少了年幼消费人口，减少了内需市场，并提高了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使得中国劳动力“额外过剩”，导致就业难。如果继续计划生育和超低生育率，那么就业会越来越难。

放松人口政策后，由于增加了出生，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对就业有所改善。但是如前所述，放开二胎后的生育率上升非常有限，对内需的拉动也很有限。中国应该彻底废止计划生育，并改变经济模式，有效提升生育率，才能有效拉动内需，改善就业。

易富贤简介：

易富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1988-1999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获临床医学学士、药理学硕士、药理学博士学位。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2002年起为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母胎医学奖学金项目”（MFM Fellowship，由“美国妇产科董事会”推进）的副研究员（Associate Scientist） 。2013年晋升为研究员（Senior Scientist）他同时也是美华学社400名初始会员之一。中国旅美科技协会会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改革论坛网络专家。著有《大国空巢》，全面系统反思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