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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为什么要在成都解放前夕离蓉赴台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长期在张大千身边学画的刘力上。刘力上告诉我说，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他无求于国民党，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于右任、张群、罗家伦有些往来，也仅止于艺术交往。因此不能把他的离乡赴台，看作是投奔国民党。至于他对共产党，去国前既无恩怨，也无往来。不过，1949年初，大千先生在香港曾应何香凝之求，为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画了一幅荷花，并题了“润之先生”的上款。如果说大千先生当时对共产党已有不满情绪，怕是不会题款相赠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高层领导曾多次过问张大千的回归问题。据张大千的好友谢稚柳告诉我说,1950年代初，陈(毅)老总问过他，中国画家谁画得好?他说当然是张大千。陈毅又问，张大千现在何处？谢稚柳答在海外。陈老总让谢稚柳写信劝他回来。又据叶浅予回忆，周总理也多次过问张大千，一次是让他和徐悲鸿联名写信劝张大千回国，一次是张大千的家属杨宛君捐赠了张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画临摹稿，周恩来获悉后，亲自指示文化部颁发4万元奖金，并过问奖金的分配，要留2万元给大千先生回来后用。除此之外，周总理还指示有关部门，择机动员张大千回国。
谢家孝在《张大千的世界》中，记载了1956年中国商业代表团团长与张大千在酒宴上的一段对话。
团长:“上海一别，不知近况如何？”
张大千:“国破家亡，亡命天涯，哪有什么好日子好过啊，欠了一身债！”
团长:“欠了多少债?”
张大千:“不多，二三十万美金!”
团长:“人民政府可以代你还债，只要你肯答应回去。”
张大千:“我张大千一生，自己的债自己了。想当年在敦煌，我也欠了几百条金子的债，人家说我发掘艺术有功，可以申请政府补助。我都不肯，我不管你说的是啥子政府。政府的钱是国家的，怎好拿国家的钱给私人还债?”
几巡茅台之后，宾主都已醉醺醺,主人站起来说:“张先生，你究竟站在哪一边，今天最好表明态度。”
张大千一拍桌子，站起来说:“我张大千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向来站在哪一边，就站在哪一边。”
1981年，谢稚柳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谈到了张大千回内地的问题，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决不劝他回去。原因有二:第一，张大千自由散漫，爱花钱，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张大千自由主义很强烈。要是让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美协理事等职，经常要开会，肯定吃不消。张大千这人，只适宜写画，不适宜开会，他不擅说话，更不擅作大报告。”谢稚柳是大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对他的个性脾气自然了如指掌，这两点是从他的生活作风和个性上，道出了他不愿回归的原因。除了谢稚柳说的两点原因外，还有两条是张大千不愿归来的重要原因:一是经济方面，二是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困难重重，百废待兴。公私合营前，除少数私方人员外，绝大部分人员先实行供给制，后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无几。很少有人会用钱来收藏字画，艺术市场十分萧条，既无国内市场，更无海外市场，中国画没有出路，绝大多数中国画家改画连环画、年画或广告设计，有的从事美术教育，只有极少数画家(如齐白石)还能坚持卖画为生，但价格甚低。当年齐白石一幅画，只有几十元，还不太好卖……对张大千来说，有没有艺术市场(即卖画环境)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问题，这是张大千不愿回国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张大千的家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济，诸如他的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两房夫人，都是年逾花甲或没有收入的老人(还不包括子侄辈中的困难户)，据了解，张大千在海外站稳脚跟后，每月按时给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费是一百港币(上世纪约合人民币四五十元)，这在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相当于四五个人的生活费；如果张大千回国，没有卖画的环境，不要说帮助这些亲友了，恐怕连他自己一大家妻儿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了。
从政治上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土改”“肃反”“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反右倾”“社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运动，张大千虽然不明究竟，但是他有一些亲友、画界朋友在运动中受到了各种伤害。通过香港新闻媒介和亲友书信传递，使他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有些害怕。
说张大千一点儿也不想回来看看，看看故乡的亲人，看看老朋友，那是有点不近情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