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博史上规模最大特展！用400余件文物之美解读“和合中国”-中国艺术家网

2022年10月8日，“和合中国”展览在辽宁省博物馆向公众开放。

这次展览被称作辽博史上规模最大特展，汇集22家文博单位的400余件藏品，其中一级文物88件组，展期三个月。

展览围绕“和合”主题分四大部分：天人合一、人心和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

重点展品包括：

绘画部分：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王蒙《太白山图卷》、赵孟頫《红衣西域僧图》、仇英《清明上河图》、徐扬《姑苏繁华图卷》、明代《坤舆万国全图》等；

书法部分：唐代佚名《兰亭序》、欧阳询《千字文卷》、宋徽宗《千字文卷》、赵孟頫《急就章卷》、南宋文天祥《木鸡集序卷》、南宋朱熹《大学或问手稿》等；

器物部分：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波曲纹铜鼎、新石器时代玉雕玦形龙、西周虢国波曲纹列鼎、春秋郑国编钟、战国石编磬、唐代三彩胡人骑马俑、唐石刻胡旋舞墓门、唐阿弥陀净土变相图绢画残片、宋缂丝紫鸾鹊谱图轴、宋朱克柔缂丝牡丹图、元织锦百鸟朝凤图卷、辽三彩釉印花太极图执壶、东罗马鎏金银盘

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局部

王蒙《太白山图卷》局部

赵孟頫《红衣西域僧图》局部

祝允明书《兰亭序》文徵明补图卷图片局部

《归去来兮辞图卷》局部

清徐扬《姑苏繁华图卷》局部

仇英《清明上河图卷》局部

元代赵孟頫《急就章卷》局部

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局部

唐代欧阳询《千字文卷》局部

展览架构

序厅 “和合”之源

第一部分天人合一

第一单元与天地参认知自然

第二单元乐山乐水谐和自然

第二部分人心和善

第一单元明德修身止于至善

第二单元格物致知知行合一

第三部分和而不同

第一单元崇德向善仁孝为本

第二单元民惟邦本和合共生

第四部分协和万邦

第一单元交流互鉴四海一家

第二单元与古为新美成在久

关于展览主题“和合中国”，主办方介绍，展览旨在通过古意盎然、彬蔚称盛的文物之美，解读“和合”文化所蕴涵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精神、文明价值，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赓续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在“和合”文化传承与涵养中增强文化自信。

展览综合运用彩陶、青铜器、瓷器、丝绣、书法、绘画、古籍、碑刻拓片等各类文物，以各自的时代和文化背景来分别阐释主题。

借助一件件传世重器、一幅幅精品书画、一部部缥缃翰墨，在宏观历史脉络中，通过文物之美解读“和合”文化，以丰富的图片文字链接、数字化场景营造、展厅氛围渲染、网红打卡地设计、互动体验等多样化、高科技的展陈手段为依托，体现了“和合”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及蕴含的中国智慧，讲出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并观照当下，揭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契合于人类文明共通内核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念，突显了“和合”思想对现在及未来的借鉴和启迪。

展览由国家文物局与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辽宁省文物局）、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辽宁省博物馆承办，山西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甘肃省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省图书馆等国内22家单位协办，展期三个月。

图书信息

作者：甄杰主编、辽宁省博物馆编

出版者：辽宁美术出版社

印刷者：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8

厚度：7.5cm

重量：7.5kg

印张：77.5

字数：500千字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定价：1680.00元

配合展览，由辽宁美术出版社（简称“辽美社”）出版图录《和合中国》，本书为辽宁省博物馆（简称“辽博”）和合中国主题文物展详解图录，携限量版“宋徽宗草书《千字文》”典藏邮票震撼问世，图文并茂地为读者梳理中国“和合”文化脉络。

《和合中国》作为官方出品的图录，以5大篇章、500余幅高清全彩大图及反复琢磨的精致版式、繁复精良的装帧工艺，不仅展现了文物的本色，还附加了专家论述，使文物与文字完美结合、形意灵犀，系统介绍了“和合”文化从新石器时代走向当下的每一个足迹，兼备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配合展览的四大部分之外，本书第五部分还收录了多篇文博专家对于“和合”文化与思想的权威论述，尤其是我国先秦思想研究大家陈恩林老先生的文章，深入探究了中国“和合”之源的哲学性与思辨性。

《和合中国》图录采用大气且适合高清图片展示的大八开，配合高韧性黏合锁线工艺，令620页的图书及其舒适地实现180度平展。以蓝、白、银三色构建主题，封面特调的靛远蓝特种布色彩典雅、质感妥帖，珍珠白与压凹的挥洒大字明暗呼应、落错契合；靛蓝特种纸篇章页带携烫银大字，素白机宣纸小节页浅映珠光小字，与内文相映成趣、兼容并蓄；内文选用手感温润的舒适雅纸，加上辽博与辽美专家的跟踪调色，让每一件文物在纸上焕发勃勃生机。工艺与设计共舞，物料与内容协奏，演绎了古往今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格局与担当，为读者带来沉浸式的视觉震撼。

“宋徽宗草书《千字文》”被后人誉为书法中的“鬼斧神工”，是宋徽宗罕见的以草书传世且堪称登峰造极之作的书法精品。为了延展书籍的收藏性、价值性，仅有1000册《和合中国》随书附赠“宋徽宗草书《千字文》”限量版典藏邮票（每套8枚）。该套邮票由辽美社与中国邮政合力出品，选取这一国宝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8段局部，并配以“乐”字甲骨文与主体呼应，表达了中国人文以载道、以文抒怀的文化追求，以及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和合中国》是辽美社继获奖图书《又见大唐》《山高水长》出版后，再度与辽博合作打造的又一部大展图录。《和合中国》以文物为精魄，以书籍为载体，将5000多年世界大同、和合共生的中华文明史尽收方寸间，并使其如画卷般徐徐展开，让传承不灭、焕发新生的中国智慧跃然纸上，为每一位读者留下如临其境的观览体验。

重点展品-书画

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绢本设色纵49.8 横329.4厘米

五代的董源擅长山水，平淡天真的山水绘画风格是他开创的，他是南宗的典型画家。这件《夏景山口待渡图卷》画的是江南的山水景色，江水蜿蜒，草木茂盛，点染皴擦的过程就将江南山水的意境表现出来了，是典型的江南山水。卷引首有董其昌的题字，还有历代画家的题跋，被称作是董源传世作品中的精品。

元代王蒙《太白山图卷》纸本设色纵27.4，横238厘米

王蒙《太白山图卷》所绘为浙江鄞县太白山及周围景致，此处山峦叠嶂，绵延不绝，小桥流水，高拱长桥。全篇用笔繁密，以朱砂、花青点染，技法高超，别具一格。王蒙是元四家之一，赵孟頫外孙，画风深受外祖父影响，又自出新意，独具风貌。

元赵孟頫《红衣西域僧图卷》纸本，设色画心高26厘米长134.5厘米

这件赵孟頫的红衣僧人图，曾经在故宫赵孟頫书画特展、辽博新馆开馆展都均有展出。画面描绘的是古树下、青石间有一位红衣的僧人，盘膝端坐在红色的毡布上，平伸手掌，似乎在说法。

从其外貌特征看他不是中原僧人，而是一个来自西域的僧侣。这是一件典型的人物画创作，衣纹的线条用色艳丽，画面具有色彩上的强烈对比。从落款可以知道，这是赵孟頫51岁时所画，并在17年之后重新提拔。学界认为，从这件作品中可以看到赵孟俯对复古画学思想的倡导，画面之后有赵孟頫、董其昌、陈继儒题跋。故宫博物院也藏了一件乾隆临摹赵孟頫的这幅作品。

南宋宋高宗书马和之画周颂清庙之什图（部分）绢本设色画心纵27.4，横742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

此卷以《诗经·周颂·清庙之什》十篇诗文为题材，《清庙之什》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祭祀宗庙的舞曲歌辞，用典重的词章歌颂祖先的功德并祈求降福子孙。

此图由宋高宗书《清庙之什》诗文，马和之补画绘文意图，右书左图，各幅相间，共十段。此卷是传世《毛诗图》各卷中较好的一卷。画面内容以祭祀场景为主，出现了成组的鼎、簋、鬲等青铜礼器与编钟等乐器，气氛庄重肃穆，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周代的“礼乐制度”。

此卷宋元时收藏不详，据吴升《大观录》载，“缝三宋印无缺”，但现已不可辨。元明之际曾入洪武内府，有先后归朱㭎和项元汴收藏。清代经安歧和梁清标收藏，后入清内府。著录于明顾复《平生壮观》、清吴升《大观录》、《石渠宝笈》续编。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绢本设色画心横987.5cm,纵30.5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此卷绘于明代，《石渠宝笈》著录仇英款有两本，此本署 “仇英实父制”。画家以生动的笔触再现了熟悉的风土人情，反映出江南地区百姓热闹欢腾的生活状态。通过“货物店肆，流溢金阊”的繁荣商业景象；屋舍墙上所挂元四家风格山水画；“小儿内外坊脉药室”中的小儿安图画片等，反映出明代商品化经济的发展状况，人们的文化品位和心理寄望。亦可看出百姓对生活的热情，对平和安康，繁华人生的向往。

清徐扬《姑苏繁华图卷》纸本设色画心横1243.4cm，纵35.9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画家采用 “散点透视”方法，用流动的视角串联起画面，以青绿山水为主调，将兼工带写，界画技法，西洋透视法三者结合运用，突出人物刻画。以精湛的写实技巧，生动传神的再现了清代苏州的人文风物。画中表现了工坊市肆、舟船车轿、迎亲嫁娶、舞榭歌台、官衙考场等场景，记录了繁荣盛世下百姓幸福的生活状态。是清代宫廷绘画的杰出代表作之一，堪称中国美术史风俗画的经典作品。

明代马轼李在夏芷《归去来兮辞图卷》纸本水墨纵27.7 横60厘米

绘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情境，共九段，现存李在三段，马轼三段、夏芷一段，第一段与第八段原作已佚，现存此两段为清代画院画家补绘。

南宋佚名《摹孝经图卷》绢本设色纵19.7厘米横529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

本画根据儒家经典《孝经》所绘，计十八章，右书左画。此卷经清代《庚子销夏记》《石渠宝笈初编》等著录，皆以为褚遂良书、阎立本画，今被鉴定为南宋人作。从避讳字来看，“敬”“让”二字均未缺笔，而第十六章“慎”字缺笔，避南宋孝宗赵昚讳，第十七章“匡”字亦缺笔，可见此卷最早应为南宋孝宗时所作。

明代《坤舆万国全图》长 380厘米宽192厘米南京博物院藏

《坤舆万国全图》是利玛窦和李之藻合作绘制的世界地图，是中国最早的彩绘世界地图。它以当时的西方世界地图为蓝本，改变了当时通行的将欧洲居于地图中央的格局，而是将亚洲东部居于世界地图的中央，此举开创了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先例。

图的开头是用楷书题写的图名《坤舆万国全图》。专家指出古代用乾坤指天地，坤就是地的意思，舆的本意是车底座，延伸为承载万物。古人把地图称为舆图，《坤舆万国全图》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世界地图。

整幅地图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主图，也就是椭圆形的世界地图，地图用多种颜色描绘而成，和谐而又富有层次感，颜色淡雅，视觉舒适，便于观看。

地图上标有的五大洲中，包括当时刚被发现的南极洲，说明图的内容是很新的。图上没有绘出澳大利亚，那是因为澳大利亚当时还没有被发现。

在各大洋中，绘有插图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图文结合的形式让地图变得形象生动。第二部分是位于四个角的天文图和地理图，分别是《九重天图》《天地仪图》《赤道北地半球图》《日月食图》，左下角曾有《赤道南地半球图》《中气图》，这些起辅助作用的小图包含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开阔了当时国人的眼界。虽然这些知识在今天已经是人尽皆知的常识，但在明代可谓耳目一新。

第三部分则是解释说明的文字，利玛窦在文中介绍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自然资源、宗教信仰等。此外还保留了母本的全部序跋，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唐代佚名《唐摹兰亭序(黄绢本)》，24.5×65cm，湖南省博物馆藏横24.5 纵65.6厘米湖南博物院藏

这卷原托名为褚遂良所书《兰亭序》，正文质地为绢本，黄褐色，亦称“黄绢本”。在正文末行“斯文”之下有“芾印”、“子由”二朱文印。卷前引首有明代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董其昌题书“墨宝”二字（残存）。卷中有明代书画鉴赏家项元汴藏印甚多。卷尾有明代许初，清代王澍、贺天钧、唐宇肩、顾莼、梁章钜、梁同书、孙星衍、石韫玉、李佐贤、韩崇诸跋。

此卷唐摹《兰亭序》，虽不是褚遂良的摹本，但作为唐代初期的书法作品，能流传至今实为不易。正因它与其他唐摹《兰亭序》的存在，使我们今日仍可在感受到王羲之书法艺术魅力的同时，认识唐代早期的书法风尚。

元代赵孟頫《急就章卷》纸本草书纵24.7 横278.4厘米

《急就篇》为西汉元帝时(前48~前33)黄门令史游作。该书是中国古代教学童识字、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的字书，在古代常被用作识字课本和常识课本。汉代教学童识字的书，如《仓颉篇》、《训纂篇》、《凡将篇》、《滂喜篇》等都已亡佚，只有《急就篇》流传下来。全书为三言、四言、七言韵语。三言、四言隔句押韵，七言则每句押韵，以便诵习。篇中分章叙述各种名物，如姓氏人名、锦绣、饮食、衣服、臣民、器物、虫鱼、服饰、音乐以及宫室、植物、动物、疾病、药品、官职、法律、地理等，不仅为识字而设，还有传布知识、以应实际需要的意思。原书可能是用隶书写的，东汉时章草盛行，书家喜用草书书写，魏晋时期钟繇、索靖、卫夫人、王羲之都有写本，但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有三国时吴国皇象的写本流传下来。此字书旧分32章，相传皇象写本为3l章，宋太宗所写为34章，不同传本文字也略有异同。由于分章的原因，也有人把它称作《急就章》。

明代祝允明文徵明《兰亭集序图卷》纸本行书设色书心：纵22.9 横48.8厘米画心：纵20.8 横77.8厘米

祝允明，字希哲，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因长像奇特，而自嘲丑陋，又因右手有枝生手指，故自号枝山，世人称为"祝京兆"，擅诗文，尤工书法，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楷书早年精谨，师法赵孟頫、褚遂良，并从欧、虞而直追"二王"。草书师法李邕、黄庭坚、米芾，功力深厚，晚年尤重变化，风骨烂熳。

文徵明，原名壁（或作璧），字徵明，四十二岁起，以字行，更字徵仲。长洲县人。嘉靖二年（1523），以岁贡生参加吏部考试，被授予翰林院待诏之职。嘉靖五年（1526），文徵明辞官归乡，专事创作。文徵明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四绝”，其与沈周共创“吴派”。在画史上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在文学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

宋赵佶《千字文卷》局部

宋赵佶《千字文》纸本草书纵31.5 横1172厘米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千字文》为南朝梁武帝指令给事郎周兴嗣用一千个不同的字编写的文章。四字一句，对偶押韵，便于记诵，用作儿童启蒙读本，从唐朝始开始盛行，直至今日仍被人传诵。

自《千字文》成文之日起，历经数代，书写过此篇的大有人在，其中著名的有智永和尚、怀素、欧阳询、赵孟、文征明等风格各异的书法家。

在辽博收藏的书法精品中，宋徽宗赵佶的《草书千字文》每次展出都会引发关注，这幅字全长11.72米，写在一张整幅描金云龙笺上，听说，纸上的精细图案，是由宫中画师就纸面一笔笔描绘出来的。是宋徽宗难得一见的草书长卷。

从赵佶的书法存世量来看，瘦金体较多也成为观众认知宋徽宗的标志性符号，但是他的草书流传特别少。传说宋徽宗一生写过多次《千字文》，如今却仅存两件，另外一见是《楷书千字文》，用其瘦金体写成，收藏在上海博物馆，是他22岁时所写。而此《草书千字文》则是他40岁时所写，正是写于其书法大成之时。

十一米长的草书手卷一气呵成，连贯放松，变幻莫测，蔚为壮观。专家认为，在纵向空间比较小的情况下，赵佶对于长线条的使用也是很恰当的，如文中部分字体的落笔遥遥下垂，不仅调节了空间比例，使之疏朗、灵动，也起到导气、融通的作用，使作品显得更加气脉贯通。从此作中又不难发现，赵佶善于运用穿插错落的章法处理方式。

唐代欧阳询《千字文卷》纸本行书纵25 横304.8厘米

欧阳询的这篇行书《千字文》明显保留了他楷书的特点，结字紧密，采用平直、齐整的行轴线来控制行气和章法，既有行书的动势又有楷书的精美。

宋代文天祥《木鸡集序卷》纸本草书纵24.5，横38.5厘米

《木鸡集序》是文天祥应同乡张疆之求而作。木鸡意取《庄子达生篇》。文中阐述治学的见解，强调学习应从难从严的道理，要先学《诗经》，后读《文选》，才能收益更快。

器物部分

勾连涡纹彩陶罍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

口径13.2、底径12、通高49.2厘米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四号冢6号墓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泥质红陶，红陶地上饰黑彩。敛口，圆唇，广肩，鼓腹，小平底，腹部饰竖桥状耳，圆碟式盖，顶端有半环形捉手。盖身饰重圈纹，瓮身饰三周勾连涡纹带。

早在新石器时代，分布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以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天性和与邻区广泛交流的开放心态，走过了1500年发生发展的历程。红山文化祭祀用陶器主要为泥质红陶，且多彩陶。红山文化的彩陶受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地融入自身的文化因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山文化彩陶。将源自邻区文化因素的彩陶器使用于精神领域，反映出红山先民对外来文化具有很高的容纳度。

胡人吃饼骑驼俑

隋代

高45.7厘米

山西省太原市沙沟村斛律彻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骆驼昂首站立在长方形的托板上，双峰间垫着毯子，驮着丝绢、皮囊等物品，皮囊上坐着一人，浓浓的眉毛，深目高鼻，头上戴着圆毡帽。最有趣的是他的手里还抓着一个饼子，正在边走边吃，想来路途辛苦，来不及休息就要急着赶路。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这位胡商手里的饼子，当地称为“馕”，是一种可以存放很久的食物，传入中原后，被称为“胡饼”，当时上至贵族下到老百姓，都很喜欢吃。

骆驼背上所驮的货物是当时贸易往来中的大宗商品丝绸和绢帛等纺织品。这也说明当时的胡商来到中原后，卖掉带来的金银器皿、宝石和香料等货物后，再将当地的丝织品带走返回，而且数量很大。

此俑于年发现于斛律彻墓中。墓葬的主人斛律彻，曾任北齐假黄钺、使持节、相国、朔州刺史等官职。该墓葬中随葬器物较丰富，共三百二十八件。其中，陶俑的数量很多，有仪仗俑、女侍俑、伎乐骑俑、武士俑等，显示了墓主人生前的一些生活场景。

三彩胡人骑马俑

唐代

高32厘米长27.5厘米

唐懿德太子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藏

此胡人头戴幞头、身穿绿圆领窄袖胡服，深目高鼻、浓髯，双手持缰绳端坐于马背之上，身后有一小兽陪伴。马首微昂，姿态挺拔，精神抖擞，四肢直立于一四方台上。

懿德太子墓，位于乾县东南隅的韩家堡北，是乾陵的陪葬墓。懿德太子李重润，是唐中宗李显的长子。

1971年7月至1972年5月，对其墓进行发掘，该墓已遭盗掘，仍出土文物一千余件。其中的客使图、胡人俑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唐代外交政治、文化交融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东汉印花棉布

残长89厘米宽48厘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

195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中发现了一座东汉晚期（公元世纪）的墓葬，墓中出土了两块蓝白印花棉布的残片，其中有一块棉布中心部分已经缺失，只能见到半只赤裸的脚和一段狮尾。所幸的是，在它的左下角有一个大约厘米见方的方框，框内画有一个半身女神像。该女神应为希腊神话中的丰收女神得墨忒耳；其中心图像为人狮相搏图，现已十分残缺，只剩一人脚和一狮子尾、一狮子爪。从脚的方向分析，此人正朝着狮子扑去，欲制服狮子。边框处还见辟邪鸟和彩花带。从艺术风格来分析，这一蜡染棉布可能产于公元2至3世纪的贵霜王朝的马拉图地区。

这件作品中的得墨忒耳、人狮搏斗等原属于希腊神话题材，辟邪则来自中国艺术，而棉纺织、染色、蜡染技术应是起源于印度，大量的装饰纹样在犍陀罗时期又十分常见，人物形象风格则是属于贵霜帝国马拉图地区的艺术特点。因此这件织物是汇集了东西方众多文化元素和技术而形成的一件极为难得的艺术珍品。

元织锦百鸟朝凤图卷

横548cm，纵53.5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此件使用多色丝线及金线和孔雀羽线织造。图像以凤鸟为主体，其他鸟类，花卉，呈散点式分布。共有两组连续图案。鸟类造型优美，配色华丽，织造技术高超，是元代织锦的代表作之一。

图像内容源于中国古代传说，传说中凤鸟本为一只普通的小鸟，用自己采摘积攒的果实拯救了濒临饿死的其他鸟类。这些鸟类为报恩各自献出一根最美丽的羽毛给凤鸟，于是凤鸟成为了最漂亮的鸟中之首。故事体现了群体间的感恩与互助，和谐共生，合作共赢的生存准则。至今仍广泛流传百鸟朝凤的故事，百姓家有喜事时常悬挂此题材刺绣品。

鎏金人物故事纹银壶

北周天和四年

高37.5厘米最大腹径12.8厘米

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1983年宁夏固原南郊乡深沟村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

壶长颈，鸭嘴状流，上腹细长，下腹圆鼓，单把，高圈足座。壶把两端铸两个兽头与壶身连接。把上方铸一深目高鼻戴盔帽的人头像，面向壶口。颈、腹、底座边缘相连处各饰联珠纹一周。壶身腹部一周打押出三组男女相对人物图像。三组人物头发、衣纹用细线刻划，线条简洁流畅。壶腹下部用细线雕刻一周水波纹，水波纹中有两只怪兽相向追逐一条鱼，鱼尾甩出水面。

此壶也称胡瓶。据文献记载，最早是由西胡即中亚粟特人将产于拂菻（罗马帝国）的胡瓶作为礼品进献中国，其时间大约是在公元4世纪初。考古发现最早的胡瓶是在十六国时期，北朝至隋唐时期已很流行，李贤墓出土的这件鎏金银壶对研究中亚、波斯、东罗马帝国与中国的关系有很大意义，目前在世界上还没有发现与之完全相同的器物。

狩猎纹金方奇

隋代

长18厘米宽14厘米厚1厘米重842.1克

宁夏回夏自治区盐池县青山乡古峰庄出土。

盐池县博物馆藏

金版以失蜡法浇铸而成，版面未曾打磨抛光，但图案清晰，牌饰中心上方之人头戴插羽宝冠，身着甲，足蹬长靴，纵马驰骋，弓满弩张，驱前诛后，周旋于大小不同、姿态各异的猛兽间。牌饰左、右下方各有一戴胄着甲、挽弓跪射猎物的勇士，画面上有虎、熊、豹、犴、豕、麋等兽的形象，左上方有一飞鸟图像。

在其后背矩形框外有魏碑体隶书铭文，共八十二个字。其中有“良工刻构，造兹方奇”一句。方奇在《辞源》中的解释为『地方所产珍奇之物』，而它当时是否被称为“方奇”，亦未可知。铭文中“韩卢盼破”是指“良犬”。

狩猎纹的构图与常见的波斯银盘和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内石榻上的雕画类似，以此推断可能是由受过萨珊金银工艺或粟特绘画艺术影响的匠人制作。而关于它的用途，有考古学者推测，可能是系钉铆于车辇上的装饰。由于这件文物的用途和命名目前尚在研究中，现暂根据铭文内容，命名为“方奇”。

宁夏地区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大量来自中亚地区的商人往来于此。这件黄金文物见证了中西方文化经由丝绸之路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石刻胡旋舞墓门

唐代

长88厘米宽42.5厘米厚5.4厘米

1985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苏步升乡窨子梁唐墓出土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每扇石门正中各减地浅浮雕一胡人形象的男子，站立在一块编织精美的小圆毯上，双人对舞，熟练挥旋，飘逸潇洒，体态轻盈健美，舞姿迅疾奔放，充满欢乐愉快的生活气息。四周剔地浅雕卷云纹，恰似舞者腾跃于云气之中，造成流动如飞的艺术效果。石门上的舞者展示的舞蹈即为胡旋舞。胡旋舞，又称团乱旋、团圆旋等，原出于中亚一带的康国。胡旋舞由西域传入后，受到中原各族人民的喜爱，尤其受上层统治阶级偏爱。

据墓志记载墓葬主人属中亚粟特人，即“昭武九姓”中的何国人。中亚粟特人徙居宁夏境内，与唐朝设立羁縻州以安置突厥降户相关。墓葬中的胡旋舞图案是乐舞艺术的传承和文化习俗地移植。

这类题材的石刻作品，在中国唐代墓葬中首次发现，既是反映唐代时期包罗万象、融合一家的世界观的实物资料，也是研究唐代乐舞的珍贵资料，被认定为国宝级文物。

东罗马鎏金银盘

公元4-6世纪

高4.9厘米口径31厘米

甘肃省博物馆藏

甘肃省靖远县北滩出土

银盘曾表面鎏金，现已大部分脱落。盘内满饰浮雕花纹。纹饰分为三个区域：外圈饰十六组相互勾连的葡萄卷草纹，其间栖有小鸟等小动物;中间一圈浮雕呈环带状，内列十二个人头像，每个头像左侧各有一只动物;盘中央为微微凸起的圆域，图案为一倚坐于狮豹类猛兽背部的青年男性，是银盘的主题花纹。所倚坐之猛兽圆足内底有点状铭刻文字一行，这是在中国境内的丝網之路上发现的重要罗马文物。

盘心所饰这位持杖倚兽的青年男子，学者认为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葡萄酒之神狄奥尼素斯。银盘上所刻的文字，研究者认为是大夏文，系大夏贵霜时代即己采用的希腊字母草写本。此鎏金银盘是典型的东罗马风格器物，其制作年代大约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东罗马帝国前期与中国保持友好往来，据《魏书》记载，东罗马帝国曾三次派使团访问过北魏。也许这只银盘就是当时东罗马使者遗留在黄河古渡的贡品，也可能是那个时代西方商旅携带的交换物。

北朝玻璃杯

高9.7厘米口径12.1厘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森木赛姆千佛洞石窟附近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此杯采用无模自由吹制法制作而成，整体呈淡绿色，器型为敞口，圆腹，高足，口沿微内收，杯壁外侧粘有两排圆饼装饰，圆饼作为装饰、交错分布，圆饼间距并不完全一致，每排六个共计十二个。杯身圆饼装饰以及高足部分皆为后期分别制作粘贴而成，圆饼上还依稀可见加工时留下的戳痕。有学者认为，这种装饰方法是在模仿带圆凸的“萨珊型”玻璃杯制作，但是这种制法比萨珊冷加工出来的圆凸玻璃杯简单得多。

在中国境内发现的萨珊玻璃器主要出现在湖北鄂城五里墩号西晋墓、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北京西郊晋华芳墓、镇江六朝墓等。新疆地区“萨珊型”玻璃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外之间物质和文化的交流具有非凡的意义，新疆地处“丝绸之路”中段，是罗马、波斯等国向东至中国境内的必经之地，这一地区出土的玻璃为中外之间存在文化与物质交流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总的来说，这些珍贵的萨珊玻璃标本是萨珊玻璃从陆路输入中国的实物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