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的黄永玉先生最近在北京开画展。但你有所不知,一个不想当段子手的艺术家不是好艺术家。说得崇高一点,伍迪·艾伦年轻时就是一个段子手。
比伍迪·艾伦多吃了十年饭,江湖上,黄永玉完全是顶级段子手。如果他开微博或发朋友圈,哈哈党们可以转发到手软,或点上一万个zan。对于这点,萧乾这么形容:“浮漾在他粗犷的线条间的正是童稚、喜悦和奔放。”这是高逼格文艺范的路数。俗一点,有网友看过他的画展得出一个结论,“简直是用绳命在搞笑啊!”
“我的感情生活非常糟糕,我最后一次进入一个女人的身体是参观自由女神像。”
“人们对我最大的两个误解是:第一,他们仅仅因为我戴眼镜,就认为我是知识分子;第二,我的电影不赚钱,所以他们就认为我是艺术家。”
比如画一只鹦鹉,图说是这样写的:“鸟是好鸟,就是话多。”
关于鹦鹉的段子,他一口气可以说好几个,比如这个:有人丢了一只鹦鹉,很焦急,怕鹦鹉把他曾花了时间教给它的东西说出来,左思右想后,决定在报上发表声明:本人的政治观点与丢失的鹦鹉完全不同。
他还画过一个蛇年趣图。没有蛇,只有两个没有肚脐眼儿的光屁股洋人在苹果树下对话。蛇上哪儿了?
“夏娃问亚当蛇到哪里去了,亚当说让广东佬偷去泡了酒。”
看照片,就知道这个老头是个很难对付的小孩。
记者们跟黄永玉对话,统一变成神回复收集器。
记者:“为什么不用电脑画画?”
黄永玉:“电器里,我用得最熟练的就是手电筒。”
记者:“黄老,如果您把自己比喻成一道家乡菜,会是哪道菜?”
黄永玉:“青辣椒炒红辣椒。”
记者:“为什么?”
黄永玉:“因为不好回答,只好这么回答。根本也没有这道菜。”
记者:“在您绘画创作的生涯中,您对哪件作品最满意?”
黄永玉:“一只母鸡生了蛋,你问母鸡,它生下的第一个蛋和第三个蛋好在哪里?母鸡会告诉你吗?我的作品虽然像母鸡下的蛋,但我和母鸡又有不同之处啊!”
记者:“有什么不同?”
黄永玉:“母鸡下了蛋总要叫几声,而我不会叫!”
记者:“黄老我还有个问题。”
黄永玉:“吃完饭你再采访我吧。”
记者:“怕您饭后要午睡。”
黄永玉:“我不午睡,我又不是老头。”
记者:“参加晚宴男士是否要穿西装打领带?女士是否要穿晚礼服?”
黄永玉:“都不必了,最好裸体。”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中国当代国画第一人”黄永玉同被誉为湖南走向世界的名片,两人却不相识。
记者:“您怎么看袁隆平先生?”
黄永玉:“袁隆平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科学家。有一次开会,我经过他面前,却不知道他就是袁隆平。后来别人告诉我,我就多看了他几眼。”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相声大师侯宝林与黄永玉一齐回招待所。那时叫相声,放现在恐怕也能叫“段子”。
侯宝林:“你还教不教课?”
黄永玉:“奶大了孩子把我的奶头都咬掉了!”
时间停滞……几秒钟后侯宝林说:
“怪不得现在都改用奶瓶……”
黄永玉交友广阔,甚至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朋友,比如香港词曲作家黄霑。黄霑也是永远记得黄永玉说的一些话的--比如当年黄霑正狼狈不堪,与林燕妮闹分手,又投资电影公司经营失败,负债累累,无家可归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搭理他,只有黄永玉前去安慰。他安慰的方式非常特别:“失恋算什么呀,你要懂得失恋后的诗意!”黄霑说,这就是放狗屁了,失恋都要上吊了,还能有诗意吗?!
关于爱情这回事,黄永玉还回忆过第一次和夫人张梅溪见面的情景。他紧张得老半天才蹦出来一句话来,这句话也颇有段子手的神韵——“我有一百斤粮票,你要吗?”
为了追到夫人,黄永玉自认无钱又无貌,只有成天在楼下吹小号以表爱心。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于是发生了这样的对话:
黄永玉:“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你怎么办?”
张梅溪:“要看是谁了。”
黄永玉:“那就是我了。”
张梅溪:“好吧。”
“段子手”防火防盗防XX也是要用段子的。黄永玉画室一角的水池上挂着一条深蓝色毛巾,旁边是黄先生的蝇头小楷——“永玉工作专用毛巾,内含各种疮、疥、疱、脓、菌、毒,各界人士请勿使用,以免传染,特此警告,本主人启。”
他卧室的墙上还有另一条告示:“翻你东西的人很可能是个天才,你要想法子赶快把他轰走。”
2009年,黄永玉写了一幅字,“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
好吧,最后再来几个人生哲学。
躺在地上过日子,贴着土地过日子,有个好处就是,摔也摔不到哪儿去。
养鹅养鸭的人赶走河里泅水的孩子,怕他们捡河底的蛋。
别轻蔑年少时感动过的东西。
真挚比技巧重要,所以鸟总比人唱得好。
画一幅大画,像控制着几百只将要逃跑的螃蟹。
战斗者不论长相。漫长的演讲和放屁,都是在空气中拉屎。
失恋是一种美极了的美感,可惜当事人从不细细享受。
嗓门大不一定不怕鬼。
有人睡的太多,起来休息休息!
大师就是这样,看似一点正经都没有,但这不正经里,渗透着强烈的个人生命的历史感。前不久,有媒体用了一个90后的词“酷炫狂霸拽”来形容他骨子里的顽皮野性幽默。拜托,90后算什么,这玩意儿老人家已经玩了9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