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村委会里的儒学课

上课时间原定是9点半，但直到10点，教室里才陆续来了50个人。在老师的指挥下，大家抱拳，欠身，对着墙上吴道子画的孔子像鞠了四个躬，坐在前排的孩子们转头向长辈们鞠了两个躬。课才正式开始。

这是山东尼山圣源书院一节普通的儒学课。教室是村委会腾出来的一个房间，挂着孔子像和几句论语格言。墙边放着计票的木板。此前一天，这里刚刚结束了村支书选举。

这节课在欢闹、甚至有些喜感的气氛中度过。坐在教室里的，基本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稍大的孩子们，有的叠纸船，有的在作业本上画画。

教室最后一排，一位年轻妈妈给孩子喂奶，但仍无法安抚，她只好去教室外的墙根下拔了根胡萝卜，以充玩具。这个孩子的表现已算不错，和她相隔3个座位，一位穿着开裆裤的男孩，在座位底下撒了泡尿。

大门是敞开的，不停有人出出进进。一位中年妇女来教室里叫她妹妹一起走亲戚，后者听说有记者在，犹豫了一会最后决定不去。一位戴帽子的老头不安地看着窗外，以防自家的羊跑进院子。

进来听课的，甚至还包括一只白色的土狗。它低眉顺眼地遛进教室，在人群里趴了一会，然后悄悄溜走。

这 些场面，主讲老师李杜勇已经司空见惯。他以沉稳的语气讲《弟子规》的章节，叫了几位村民朗读后，他举了一位著名歌唱家的故事，示意大家要孝敬老人。讲到关 键处，有几个村民笑出了声。除此之外，课堂互动并不多。村民们不太习惯主动表达自己，也没有丰富的面部表情。望着老师的表情，好像在望着一座远方的山。

下课后，李杜勇比较满意，他对其他几位义工总结，“整体上效果不错，比前几次好。让他们完全安静地听，这做不到。”这是尼山脚下新开辟的一个教学点，只上过三节课。“他们来听，就能起到教化作用。”另一位工作人员说。

上课的老师多是北京、济南等地的大学教授和泗水县本地的义工。中国社科院宗教学研究所一名研究员的体会是，“给村民上课，比给研究生上课难多了。”

2500年后的孔子“回归”

老先生们上山操办书院，是在2008年。这距孔子离开尼山大约过去了2500年。

《史记》载，孔子母亲颜徵“祷于尼丘而得孔子”。

尼山并不起眼，仅高百余米，位于曲阜、泗水、邹城三县交界处。西北三十公里，就是曲阜城，孔子在这里成名，逝世。

尼山东去一公里的泗水县北东野村，仍居住着孔氏的祭祀户。60岁的孔庆新还记得，老早年的清明节，父母都得去孔庙上香。

八路军和日本人曾在尼山一带交战。没几年，革命胜利了。每年农历正月十六，孔庙门口摆庙会，这是个盛大的节日，周围几个村的人都跑来看。说书的、唱戏的、卖糖葫芦的，庙会上人挤人。

“文革”时期，火车运来北京的学生们，庙会取消了。庙里的孔子泥像被人套上绳子，拽倒，肚子里的五谷和书本裸露在地上。石碑用铁锤敲碎，敲不碎的，就在旁边放上炸药。

又过了十几年，碎裂的石碑被人扶正，重新用水泥粘好。四周扎上围栏，成了收费景区。

年轻人陆续去了城里打工，如果能去邻县的国有煤矿，人人羡慕。老人和妇女们恪守自古的农耕法则，秋分收花生，霜降收地瓜。

五年前，庙里搞起了祭孔典礼，有人在电视里看到，市长来讲话，还有人穿着“电视剧里的衣服”。隔壁村听说要建几十米高的孔子像了，大批建筑工人涌向尼山。

变化悄悄发生。2013年的春天，村支书在高音喇叭里吆喝，教授要给村民上课了。

贫困村的“民办公助”儒学书院

“道回尼山”，颜炳罡穿着一件白色中山装，语气平和地解释书院由来。他是尼山圣源书院的执行院长，书院的十几名核心成员之一。另一个身份，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副院长。

2008年，尼山圣源书院在山东泗水县北东野村成立。发起者是十几个儒学研究者，来自北京、山东等地的高校。大家平时都是坐在书房里研究儒学。开会时，有人担心“秀才做事三年不成”。结果，书院的顺利出乎他们意料，“每个人都是实干家”。

接受采访前，颜炳罡刚从一个政府部门回来，“替书院要钱去了。”

当地政府投资建了校舍，但平时运转资金要自己筹集。

书院性质仍是“民办公助”，另一名核心成员的解释是不想和政府走得太近，“没有政府支持，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但完全办成政府项目，就会走过场”。

2013年，书院开设了乡村儒学讲堂，面向周边村民授课。第一堂课，担心村民坚持不了，他们准备了脸盆、毛巾，发给能听完课的人。

上课之前，老师赵法生宣布，依照古代书院礼节，村民们先朝讲台上的孔子画像鞠四个躬，晚辈向长辈鞠两个躬。村民们还在台下窃笑。

北东野村支书庞德海发言，说到最后，“今天请赵老师给我们讲讲孔老二”，主讲老师赵法生赶紧纠正：“不要叫孔老二，要叫孔圣人。”

几乎所有中年以上的村民，都把孔子叫做“孔老二”。儒家文化的浸泽，在这里已经所剩不多。

北东野村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山东考古录》记载，春秋时期，鲁季氏食邑于此，因位于鲁国东部山野之乡，故名东野邑。这里也是姓氏东野的起源地。光绪年间《邹县续志》记载，这里“东近沂泗多拙实”。

县志记载，尼山一带，历史上屡遭蝗灾、旱灾和兵火，历史上曾多次从山西等地移民。

对 文化破坏更严重的，是“文革”时期的“破四旧”运动。《中共曲阜地方史》记载，1967年春节前后，全县曾刮起扒坟、砍树、盗窃国家文物和地下财富的邪 风。1966年11月至12月，曲阜遭毁坏的文物达6000余件，包括17座塑像、20多块匾额、2700余册典籍和2000余块孔林墓碑。

“三里直河出宰相，六里直河出圣人”，对孔子的记忆，只残存了一些俗语。北东野村认为，能出孔圣人，因为村前有这条沂河。

历史传说难以掩饰现实的凋敝。北东野村交通不便，也没有矿产资源，在国家级贫困县泗水县亦属于经济落后地区。这是个典型的空心化北方农村。全村共有1100口人，约有200人在外打工，大多是青壮年。

“崇敬孔圣人”并列“不施毒化肥”

在乡村里推广儒学，80年前已经有过先例。1931年，梁漱溟等在山东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与梁漱溟所做类似，在书院倡议下，北东野村也搞了个试验。草拟了一份《尼山乡规民约》，各家签字，选出“约长”，监督实施。

这个乡约一共9条，篇幅最长的，是第一条“孝亲”，花了整整一页。在“持戒”这一条，“崇敬孔圣人”和“不要施有毒化肥”并列。

“即使他不识字，看不懂，把这个事告诉他，对他们都是个触动。”书院副秘书长陈洪夫说。

村里的高音喇叭，除了广播国家政策，也开始播放孝道歌曲，比如《婆婆也是妈》、《丈夫你辛苦了》。墙上印了《弟子规》和《论语》的格言。

“给孔子鞠躬，应该是右手在前”，在村外放羊的老汉朱伯忠，纠正参观记者的姿势。他听了几次课，还在草拟的《尼山乡规民约》上签了字。

违反了乡约怎么办？他想了想：“村里治你。”

此前，公权力无法介入家庭道德领域，村里缺少道德裁判者。“大队的事我能管，家里的事，媳妇骂婆婆，我也没法管，”村支书庞德海说。因为效果不错，村里决定新建一个上课的教室，名“孔圣堂”。

传统乡村家庭伦理秩序，在逐渐回归。北东野村和婆婆吵架的媳妇确实变少了。“以前我还和婆婆闹乱子，现在已经不闹了，”一位中年妇女说，“现在不好意思了。”

“这里太荒芜了，种什么都能长”，一位义工解释变化的原因。

书院副秘书长陈洪夫认为，上课的效果，是强化了原有的家庭道德秩序。“农村不孝敬老人的现象，马列主义不容易改变，通过传统文化儒家文化能改变他。”

儒学下乡，乡村建设新路径？

北东野村的模式，已经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山东聊城、潍坊等地，已经有人开始复制这个乡村儒学模式。

2014年3月，泗水县开展“儒风孝道之乡”，计划在机关、学校开展“儒孝讲堂”活动，倡导诵读《论语》《弟子规》《孝经》等经典篇章。

自从一年前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泗水邻县的曲阜孔府考察后，曲阜的儒学热迅速升温。今年起，曲阜市开始推动“百姓儒学”工程，为下辖的405个村庄每村配备一名儒学讲师，并配套推行一村一座儒学书屋，一村一台儒学新剧，一家一箴儒学家训。

对于曲阜的“百姓儒学”工程，泗水县心态复杂。一位泗水县的干部私下评论：“那个是政治挂帅。”

对于颜炳罡而言，儒学热在升温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关键转向，“应该从知识分子的儒学，转变为大众的儒学。”

“参与社会建设，激发民间活力，那么，儒家跟自由主义学者才可能有更多的交集，产生更多感兴趣的话题和领域。”中山大学教授吴重庆撰文讨论儒学下乡，呼吁“为了儒学不至于彻底沦为游魂，从事儒学知识传承的学者能不坐而论、起而行乎？”

但是，乡村建设的关注点，聚焦在家庭伦理道德领域，是一条可复制的乡村建设道路吗？

“对于农民来说，乡村建设，应该成立农民协会，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乡村建设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团说。

“我们不是改造整个乡村的政治经济结构，而是在现结构的基础上，对道德层面作出合理的改善。”书院副秘书长陈洪夫说。他认为现在对书院作出评价还为时过早。

改变这个孔子出生地的，还有资本的力量。2010年，尼山已经成为省级文化旅游度假区。而今，尼山南麓一座73米高的孔子像已经露出雏形。按照规划，这里要建成“国际文化旅居社区和生态农业耕读体验区”，总投资号称高达100亿元。

对于北东野村的村民来说，这已经是个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了。他们更关注的价钱，是村里地瓜的最新收购价：每斤0 .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