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鹏，原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书法的通变规律，是笔书于石，借刀斧之力而成，而习之者当遵循“师笔不师刀”的原则，从而还原碑书刚健而不失温润的原貌。他对魏碑的这种独特理解，使他在自己的碑书实践中得以理智地分清“刀”与“笔”主次关系，并能将其脱略蹊径的创作实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揭开碑学研究的面纱，将魏碑笔法之“玄奥”一语道破，令后来者茅塞顿开，拔云见日，于是，魏碑创作，新境出焉。孙伯翔习碑植根于六朝墓志摩崖以及《龙门二十品》，尤其对其中之《魏灵藏碑》、《杨大眼碑》、《始平公造像》有着独到的研悟。他作碑在凝重而不失灵动的书写中自然体现魏碑生辣与朴拙之味，欹侧疏密，随形就势，结体章法，富于变化，朴成宕逸，雄秀并出，颇具空间变化造型之美。观《龙门二十品》原碑，方折圭角，刀痕毕显，习之者方法失当，必以复制仿摹为能事，即达酷似之境，有何益哉？师碑法帖，同为一理，或遗貌取神，或形神兼备，所贵者，全在于作书者才力与性情之流露，若执法不变，即能原样搬来，亦无足道耳。然孙伯翔能以强调书写性而避开刀斧之僵直造作之气，墨气酣畅，笔势通达，出之自然。虽如此，但他仍能在不经意间表现出魏碑棱角分明、骨力洞达的雄强之美。清代碑学兴盛，至晚期因对帖学的过于排斥，北碑创作几临绝境。其代表人物赵之谦、沈曾植也在创作上也有了一些转变，即使是康有为，也明显流露出碑帖兼融的迹象。当然他们这种转变，可能还不是缘于审美观念上的自觉。但在孙伯翔等人的引领下，碑学研究在新的历史机遇下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对待传统的观念也由习惯性的视二王一路为不二法门转换为将师法的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民间书法的领域。而孙伯翔的重要意义在于，他的创作实践与理论阐释有力地提升了自清末民初以来魏碑创作的文化品位。尽管他的笔下有时也不乏拼凑安排之嫌的不太如意之作，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的魏楷书创作的书史地位的认同。

                                                                                              孙伯翔先生近照 






  当代著名书家二十人系列评论之十九  周慧珺 （周慧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