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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道理”
小说的题目“邪不压正”是一个成语：“正”和“邪”之间的关系，最终必然是邪不能压正，正压住了邪。但小说的开始，说的却是“邪”压住了“正”。开始时谁是“邪”？当然是地主刘锡元，他向王聚财家强行提亲，要把他们家的十七岁的闺女强行的娶过来。让她嫁给刘锡元家的儿子，这个儿子已经四十多岁了，娶过老婆，老婆死掉了，现在要娶第二个老婆，叫续弦。续弦是强迫王聚财，不管你答应不答应，就要把你的女儿娶过来。故事一开始，其实不是“邪不压正”，而是“邪”压住了“正”。所以，第一个小标题“太欺人呀！”你一看“太欺人呀”就知道说的是这种正邪关系——这篇小说的每一个小标题是引用小说中人物所说的话，都打上引号——这个“太欺人呀”一开始展现出的恰恰不是“邪”不压“正”的局面，而是“邪”压住了“正”的状况。
小说的第一句话就点明了这个正邪关系的来龙去脉：
1943年旧历中秋节，下河村王聚财的闺女软英，跟本村刘锡元的儿子刘忠订了婚，刘家就在这一天给聚财家送礼。
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样样俱全，一看特清楚。不过，特清楚的事情很可能在阅读时就滑过去了，表面上看，这几句话是介绍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这样几个要素。但这里面并不简单。大家注意“1943年旧历中秋节”。这一个对时间的表达把“1943年”这个“公元纪年”和“旧历”也即“农历纪年”的“中秋节”并置在一起。对于中国农民来说，一般用“农历”来纪年月日，这样和干农活相匹配。小说故意用“1943年旧历中秋节”这样一种杂揉的方式，来记录故事发生的时间，赵树理是为后面的发展埋下了一个伏笔：1943年作为“公元纪年”，代表的是一种农民还没有意识到的，但又即将深刻改变农民生活的这样一种时间记录方式。 这种时间记录方式如果落实到后文，就知道它是和共产党、八路军的纪年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公元纪年”的普遍确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从此再也不用所谓“民国几年”了，在正常场合也不再使用“农历”了。所以，这个“1943年”作为“公元纪年”，可以说它是一种现代的时间记录方式，正好与旧式的、传统的时间记录方式区别开来了。
仅就“现代”而言，“公元纪年”和“农历”很容易区分开来，但“公元纪年”与“民国纪年”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所以，赵树理在小说中，还需要处理“公元纪年”与“民国纪年”的关系。因为“民国纪年”作为一种与“农历”相区别的时间记录方式，在某种情况下也代表了“现代”对农村的改变。然而正如小说所描述的，这是怎样一种改变啊。王聚财回忆他与刘锡元家关系时说：
我从民国二年跟着我爹到下河村来开荒，那时候我才二十，进财（就是王聚财的弟弟——引者按，下同）才十八，刘家（就是刘锡元家）大小人见了我弟兄们，都说‘哪来这两个讨吃的孩子？’我娶你姐那年，使了人家（指刘家）十来块钱，年年上利上不足，（就是借了钱要交利息，每年上利上不足，就是利息都还不足的话，带来的一个结果怎么样呢，也就是）本钱一年比一年滚的大，直到你姐（你姐指的是聚财老婆，因为他的这个话是对着安发说的，）生了金生，金生长到十二，与给人家放了几年牛，才算把这笔帐还清。他家的脸色咱还没看够？还指望他抬举抬举？
这段话相当清晰地呈现出与“民国纪年”联系在一起的农村图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王聚财他爸带着两个十八岁、二十岁的壮小伙子到下河村来开荒，那个时候刘家就是地主了，最终的结果就是王家欠了刘家一屁股债。从“民国二年”到“1943年”，也就是二十年过去了，结果是好不容易才把这个帐还清楚。在赵树理看来，“1943年”不仅表征了一种新的、现代的时间记录方式，而且代表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只是要改变“农历纪年”标示的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更要解救因为有了“民国”的介入而变得日益贫困的农村社会。
“民国纪年”带来的是农村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刘锡元家越来越有钱，变成了当地的一个大地主。赵树理的其它作品也和《邪不压正》一样，不断地在农民和地主之间“算帐”，这个帐往往和土地出租的“租”或借钱的“息”有关系。“收租”和“收息”的结果是地主越来越富，农民越来越穷。农民既然越来越穷，还不起地主的债，只能把土地卖给地主，变成了少地或者无地农民，最终由“自耕农”沦落为“佃农”。农村贫富差距的加剧以及土地愈益集中、农民愈益贫困这种状况恰恰是在民国这些年中发生的。费孝通1938年写的《江村经济》，指出土地的问题成为了当时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费孝通那时候在英国留学，他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但他还是书中强调，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行革命的力量，就是那些丧失了土地的农民的欲求。所以，不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国民党要想打败共产党、打败红军，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解决“赤化”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国民党政府在纸上写下了种种诺言和政策，但事实上，它把绝大部分收入都耗费在反共运动，所以它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和措施来进行改革，而共产党运动的性质，正如我所指出的，是由于农民对土地制的不满而引起的一种反抗，尽管各方提出各种理由，但又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农民的境况是越来越糟糕了。” 费孝通作为一个并不同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学者，在1938年说出这样看似激烈的话，我们就会明白民国所导致的农村的贫富差距和土地的问题已经显得多么的尖锐。
因此，小说的开头看似平淡，却包含了深广的历史内容。这些内容通过对“时间”不同的表述显示出来，“时间”成为了理解这篇小说的重要的因素。因为不同时间所对应的是不同的力量、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习惯，譬如与农历连在一起的是农民的传统习惯以及跟这种传统习惯联系在一起“礼俗社会”。所谓“礼俗社会”，也即维系农村社会的是靠礼数，讲习俗。小说写小旦那么坏，村里人都知道他不是一个好东西，但见了面还要叫“小旦叔”，就是不能撕破面子；虽然地主刘锡元是来聚财家逼婚的，同样“礼数”不能缺，譬如说生客吃什么熟客如何接待，小说中就有很多交代。问题在于，当八路军、共产党带来一些新的因素如“减租减息”、“婚姻自主”乃至“土地改革”等，介入并影响到传统社会，那么传统农村会发生什么变化？具体来说，聚财的想法会变化吗？软英和小宝的思想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又怎么样产生的？小昌发生了什么变化？小旦为什么会也发生某些变化？……这些变化都与新的因素介入到传统农村社会密切相关。小说开头的时间看上去是简单的几种时间纪年的并置和杂揉，背后蕴涵的意味却非常深厚复杂，耐人寻味。
说清“时间”之后，就交代“事情”：“下河村王聚财的闺女跟本村刘锡元的儿子刘忠订了婚”。 这个事情看上去同样很顺，村子里面两家人的闺女和儿子订婚，岂不是一件好事？在农村，类似的事情可能每天都在发生，而且中秋节也是一个好日子，亲家来给王聚财送礼，可为什么“十五这天，聚财心里有些不痛快”呢？小说没有交代，留了一个悬念，而是宕开一笔，写这时家来了一个人，“恭喜恭喜！我来帮忙！他（指王聚财）一听就听出是本村的穷人老拐。”为什么在来的这个“老拐”前面要加上“穷人”这个限定词，是为了马上显示出“阶层”和“阶级”的问题。聚财家不是“穷人家”，来他们家帮忙的老拐才是“穷人”，从这儿至少看出这个下河村已经有了“阶层”之分。“这老拐虽是个穷人，人可不差，不偷人不讹诈，谁家有了红白大事，合得来就帮个忙吃顿饭，要些剩余馍菜；合不来就是饿着肚子也不去”，这算是介绍老拐的来历。我们都知道，赵树理的小说笔法以明白晓畅为胜，甚至有人会认为他的写法太通俗，但通俗并不等于呆板，恰恰相反，赵树理的写法相当灵动，他在小说开头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告诉读者哪一年哪一天哪一家的儿子和哪一家的女儿订婚，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一个相对静止的画面，为了打破这种静止，画面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就是穷人老拐。在交代“穷人老拐”的来历时，透过他的眼光立即把王聚财家和刘锡元家的关系勾勒出来：“像聚财的亲家刘锡元，是方圆二十里内有名的大财主，他偏不到他那里去；聚财不过是普通庄户人家，他偏要到他这里来。”以穷人老拐的视野把上河村的阶层和阶级的分化显示出来了。刘锡元是地主，王聚财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庄户人家，但普通的庄户人家也比穷人老拐的生活状况要好。由此，上河村至少分成了三种人：第一等是上层的地主，中间一层是像王聚财这样的普通农民，然后还有一些穷人。老拐为什么要去给人家帮忙？因为他家里太穷了，没吃没喝的，通过帮忙可以要点饭要点菜。小说到此为止，还没有交代王聚财为什么心里不痛快？
聚财在房间里睡了一小会，又听见他老婆在院里说（你看，这一段话是很重要的，赵树理小说中人物对话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段人物的对话初读时并不好懂——引者按，下同）：“安发！你早早就过来了？他妗母（也就是舅母）也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安发与王聚财老婆是什么关系？当然看到后边就知道他们是姐弟关系。所谓他妗母是她站在孩子金生的角度，安发是她弟弟，他妗母是她弟媳妇）——金生！快接住你妗母的篮子！——安发！姐姐又不是旁人！你也是凄凄皇皇的，贵巴巴买那些东西做甚？——狗狗！（这个狗狗是谁呢？狗狗就是安发的儿子，所以她是大姑）来，大姑看看你吃胖了没有？这两天怎么不来大姑家吃枣？你姐夫身上有点不得劲，这时候还没有起来！金生媳妇（交代他们家儿子金生已经娶了媳妇）！且领你妗母到东屋里坐吧！金生爹（就是王聚财）！快起来吧！客人都来了！”紧接着，“聚财听见是自己的小舅子两口子，平常熟惯了，也没有立刻起来，只叫了声：‘安发！来里边坐来吧！’”
正如前面所说，农村作为“礼俗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也可以说是“熟人社会”。所谓“熟人社会”，就是七大姑八大姨，彼此都是亲戚，关系非常密切，整个村庄的运作利用这种亲缘关系来展开。果然，“这地方的风俗，姐夫小舅子见了面，总好说句打趣的话”，安发和王聚财开玩笑说“才跟刘家结了亲，刘锡元那股舒服劲，你倒学会了？”地主不下地干活，在一般农民眼中就是享福，聚财这么晚了还没起床不是要向地主学习吗？到这时，小说才揭示出聚财为什么心里不痛快，不痛快的原因是他根本不愿意把女儿许给刘锡元家，不愿意和刘锡元结亲家，但是，又不敢不结。由此又引出了了小说中另一个人物小旦，他是来替刘家提亲的：
聚财说：“太欺人了呀！你是没有看见人家小旦那股劲——把那张脸一洼：‘怎么？你还要跟家里商量？不要三心二意了吧！东西可以多要一点，别的没商量头！老实跟你说：人家愿意跟你这样人家结婚，总算了、看得起你来了！为人要不识抬举，以后要出了甚么事，你可不要后悔！’”
姑且不论小旦这个人物在小说后面发展中还会起到重要的作用。透过姐夫与小舅子的对话，把这段事情重新理清楚了：王聚财实际上是被迫把女儿许给刘锡元的儿子做老婆的。
在《邪不压正》中，赵树理不仅利用了时间来交代背景，而且运用空间来推动情节。聚财家一个院子里有几间房，安发到北房里去见王聚财的同时，安发媳妇和金生媳妇就进了东房。王家嫁女儿有两个主角，一个是家长王聚财同不同意女儿出嫁；另一个则是女儿软英，她愿不愿出嫁？小说通过安发进北房将事情的原因交代清楚了，也通过安发媳妇进东房和聚财媳妇聊天把软英的态度揭示出来。男人和男人一块说事，女人和女人一块聊天。某种程度上说，有点像电影中的“平行蒙太奇”，实际上它是同时发生的。男人和女人在不同的地方聊天，可他们讲的是同一件事；虽然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不过各种人对此反应还是不同的；男人有男人的态度，女人有女人的看法，然而他们也有一种“态度”的共同点：那就是地主刘锡元家财大气粗，仗势欺人，而“狗腿子“小旦作为“厉害角色”，更是一上来就吓唬住了王聚财这个普通庄户人家。
这时候，又来了一个亲戚二姨，二姨是王聚财老婆的妹妹，安发的姐姐：
东房里、北房里，正说的热闹，忽听得金生说：“二姨来了？走着来的？没有骑驴？”二姨低低地说：“这里有鬼子，谁敢骑驴？”听说二姨来了，除了软英还没有止住哭，其余东房里北房里的人都迎出来。他们有的叫二姨，有的叫二姐，有的叫二妹；大家乱叫了一阵，一同到北房里说话。
不仅二姨来了，而且她的到来还表明了形势的差别。安发和王聚财同在下河村，而二姨来自上河村，低低的一句，“这里有鬼子”，就表明上河村和下河村的区别，下河村还在日本人的控制下，上河村却已经来了八路军。安发说：“二姐两年了还没有来过啦！”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来过？聚财老婆说：“‘可不是？自从前年金生娶媳妇来了一回，以后就还没有来！’”二姨说：“上河下河只隔十五里，来一遭真不容易！一来没有工夫，二来，”她突然把嗓音放低，“二来这里还有鬼子。”
二姨前面是低低的声音，现在是压低了嗓音，可以看出赵树理写人物对话，并不过多地进行文学性的情态描写，基本上都是语言描写，如果有情态描写，一定是点睛之笔。二姨两次压低声音，说下河村有鬼子，带出来的是上河村来了八路军，安发老婆说：“那也是‘山走一时空’吧！这里有鬼子，你们上河不是有八路军？还不是一样？”
优秀的小说家书写一个人物，不仅要塑造这个人物实质的性格，而且还要赋予人物某种推动故事和情节发展的功能。譬如二姨，从上河村到下河村，利用空间的移动，就把“八路军”带入了故事中，这个因素对小说情节的发展、特别是对软英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赵树理不是在小说中预先介绍一下原来下河村被日本人占领，大财主刘锡元的气焰才这么嚣张，而上河村已经来了八路军，接下来情况会有变化，而是非常巧妙地通过功能性人物来把这些背景带入到叙述中：
二姨说：“那可不同！八路又不胡来。在上河，喂个牲口，该着支差才支差，哪像你们这里在路上拉差？”
她为什么不敢骑驴来聚财家？因为二姨怕路上碰见日本鬼子，把她的驴抢走，说是要拉差。所以，她不敢骑驴，只能走路来下河村。二姨第二次来下河村则是骑驴的，因为那时下河村已经被八路军占领了。过了春节之后，她心里很坦荡，就带着自己老公一起到下河村来了。别小看骑不骑驴这个细节，在小说中也有其功能。二姨第二次来下河村，到安发家里，那时“土改”已经给安发分了刘锡元家的一间房子，但没有分给他牲口圈，所以，她的驴只能栓在院子里，驴粪把院子搞脏了。安发因此与同院的小昌家吵架。小昌家为什么跟他们吵架？因为原来是长工的小昌，通过斗地主成了农会主席，他的势力大了，小昌老婆就冲安发老婆发火。二姨在小说中第三次出现，是工作团到下河村整顿土改之际，大家又问她有没有骑驴？她说，哪里敢骑驴？因为土改出现了偏差，家里有驴等好东西，就要把它抢过来重新分掉。二姨家抢先把驴卖了，以免在“拉平填补”时把驴拉去分了。一头驴，一个二姨，表面上只是小说中过过场，却起到了重要的功能性作用。二姨总共出现三次，都是在小说转折的关节点上，通过她家的“驴”讲出了背后一连串的故事。
安发老婆说：“这我可不清楚了！听说八路军不是到处杀人、到处乱斗争？怎么有说他不胡来？”金生说：“那都是刘锡元那伙人放的屁！你没听二姨夫说过？斗争斗的是恶霸、汉奸、地主，那些人都跟咱们村的刘锡元一样！”二姨说：“对了对了！上河斗了五家，第一家叫马元正，就是刘锡元的表弟，还有四户也都跟马元正差不多，从前在村里都是吃人咬人的。七月里区上来发动斗争，叫村里人跟他们算老账，差不多把他们的家产算光了！斗争就都那些人。依我说也应该！谁叫他们从前那么霸气？”金生媳妇说：“八路军就不能把咱下河的鬼子杀了，把刘锡元拉住斗争斗争？”二姨问：“刘锡元如今还是那么霸气？”聚财说：“不是那么霸气，就能硬逼住咱闺女许给人家？”二姨说：“我早就想问又不好开口。我左思右想，大姐，为甚么给软英找下刘忠那么个男人？人家前房的孩子已经十二三了，可该叫咱软英个什么？（ 因为软英那年才十七岁。）难道光攀好家就不论人？听大姐夫这么一说，原来是强逼成的，那还说什么？”
在农民眼中，要有一个“好家”，就是王聚财说的，我嫁女儿也要找一个吃喝不愁的“好家”。刘锡元家有钱，聚财把女儿嫁给他是图他们的钱财吗？即使到了“减租减息”之后，聚财还说“看看再说”。虽然聚财不想把女儿嫁给刘忠，但他更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小宝，因为小宝是一个穷光蛋，女儿嫁给他肯定要受苦了。嫁一个好人家不仅仅是一个人品格上的好坏，还包括对物质利益的算计，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要看经济条件。这一点是小说中非常重要因素，也是聚财这样普通农民要盘算的地方。聚财老婆说：“我看嫁给槐树院小宝也不错！”因为小宝他娘也请人来说过媒的，王聚财没同意。安发老婆说：“也不怨大姐夫挑眼儿，家里也就是没甚。”这里和“好家”形成了对比。这时，聚财老婆就说：“这话只能咱姐妹们说，咱软英从十来岁就跟小宝在一起打打闹闹很熟惯，小心事早就在小宝身上。去年元孩来提媒，小东西有说有笑给人家做了顿拉面，后来一听你姐夫说人家没甚，马上就撅了撅嘴嘟噜着说：‘没甚就没甚！我爷爷不是逃荒来的？’”
说话间。刘锡元家提亲送礼的人来了：“媒人原来只是小旦一个人，刘家因为想合乎三媒六证那句古话，又拼凑了两个人。一个叫刘锡恩，一个叫刘小四，是刘锡元两个远门本家。刘锡元的大长工元孩，挑着一担礼物盒子；二长工小昌和赶骡子的小宝抬着一架大食盒。元孩走在前边，小宝、小昌、锡恩、小四，最后是小旦，六个人排成一行，走出刘家的大门往聚财家里来。”元孩、小昌、小宝和小旦，这些在小说后面的情节中发挥作用的人物，通过“提亲”出场了。虽然说前文说小旦很凶，但赵树理并没有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写小旦是怎么样的坏，而是抓住一个重要的细节，小旦来了就想抽鸦片烟。这样的效果又一次通过空间的分配来表达：“客人分了班：安发陪着媒人到北房，金生陪着元孩、小昌、小宝到西房，女人们到东房，软英一听说送礼的来了，早躲到后院里进财的西房里去。”聚财、进财兄弟是住在一起的，有两进院子。一进院子有西房、东房、北房，另一进院子也有西房。空间的分配在下文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最终要安排小宝和软英的见面。在这个既定的空间里，赵树理首先写小旦的恶习，他不愿跟大家说“庄稼话”（就是“农民的话”），想抽大烟，到处找能抽大烟的地方。于是，聚财老婆让进财带小旦不要进西房而是到北房里去，因为软英躲在西房里:
小旦走了，说话方便得多。你不要看锡恩和小四两个人是刘锡元的本家，说起刘锡元的横行霸道来他们也常好骂几句，不过这回是来给刘家当媒人，虽然也知道这门亲事是逼成的，表面上也不能戳破底，因此谁也不骂刘锡元，只把小旦当成刘锡元个替死鬼来骂。小旦一出门，小四对着他的脊背指了两下，安发和锡恩摇了摇头，随后你一言我一语，小声小气骂起来——这个说：‘坏透了’，那个说：‘一大害’……各人又都说了些小旦讹人骗人的奇怪故事，一直谈到开饭。
几个媒人在说话，这时候才把小旦的特征全暴露了，又抽大烟又是一个坏蛋，而且还是刘锡元的狗腿子。小说对聚财家空间的利用很关键，院子里有几间房间，东房里几个女人谈得很热闹，而西房里谈的则是另一套。
金生问：“元孩叔！你这几年在刘家住的怎么样？顾住顾不住（就是说能顾了家不能？）”元孩说：“还不跟在那里那时候一样？那二十几块现洋的本钱永远还不起，不论哪一年，算一算工钱，除了还了借粮只够纳利。——嗳！你看我糊涂不糊涂？你们两家已经结成了亲戚……”元孩这个老长工在刘家打长工这么多年，最后的结果是每年赚了钱只能给刘家做利息，根本不能还本钱。小昌说：“谁给他住长工还讨得了他的便宜？反正帐由人家算啦！金生你记得吗，那年我给他赶骡，骡子吃了三块钱药，不是还硬扣了我三块工钱？”这段对话的关键是：“算什么帐？说什么理？势力就是理！”“算账”和“说理”都是靠“势力”，如果这个原则不改变，农民就没有“说理”的“地方”，只能靠“老规矩”来维持。
维持农村社会的“老规矩”就是“礼俗”。来聚财家做媒人的这几位说了一会闲话，到了开饭的时候，他们要分开来吃，就是讲“礼俗”，譬如生客吃挂面，熟客吃河落等等。三个媒人虽然是本村的人，还是和生客一样吃面条。元孩、小昌、小宝虽然跟媒人办的是一件事情，可是三个人早已跟金生声明不要按生客待，情愿吃河落。值得注意的是，“小旦在后院北屋里吸大烟，老拐给他送了一碗挂面。”虽然大家都说小旦是一个坏人，在这里讹人，但礼数不能不尽到。
赵树理小说的体贴周到，就是能让农民懂，写到农民心坎里。他不从抽象的角度去描写农民，而是着力描写农民生活世界中特别细腻丰富、非常有质感的部分。这决定了他的小说拒绝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譬如刘锡元作为大地主是怎样欺负王聚财这样的普通农民，赵树理通过特别具体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农村社会的“不平等”、“有势力者就有道理”情形。而这种揭露也是与刘锡元“送彩礼”给聚财家的“礼俗”联系起来：“这地方的风俗，送礼的食盒，不只装能吃的东西，什么礼物都可以装”，然后说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怎么样，“要是门当户对的地主豪绅们送礼，东西多了，可以用两架三架最多到八架食盒。”这里特别强调“门当户对”，意思当然是说刘锡元和王聚财家不是门当户对。如果是门当户对“最多到八架食盒”，“要是贫寒人家送礼，也有不用食盒只挑一对二尺见方尺把高的木头盒子的，也有只用两个篮子的。刘家虽是家地主，一来女家是个庄稼户，二来还是个续婚，就有点轻看，可是要太平常了又觉得有点不像刘家的气派，因此抬了一架食盒，又挑了一担木头盒子，弄了个不上不下。”如此具体而犀利的描写，就是要显示刘家既有点轻看王聚财家，但又觉得不能失自己的身份。“礼俗社会”最讲究“婚丧嫁娶”，所以男女双方都很看重“彩礼”。农村有一句俗话说得好，男方和女方，“结婚前是冤家，结婚后是亲家”。因为结婚前两家要讨价还价，女方开什么条件，男家又给什么条件，条件达不达到，两家为此吵来吵去，最后把“彩礼”给定下来了，但是结婚以后就不能谈这些，变成亲家了：“这地方的习俗，礼物都是女家开着单子要的。男家接到女家的单子，差不多都嫌要得多，给送的时候，要打些折扣。比方要两对耳环只给一对，要五两重手镯，只给三两重的，送来时自然要争吵一会。两家亲家要有点心事不对头，争吵得就更会凶一点。女家在送礼这一天请来了些姑姑姨姨妗妗一类女人们，就是叫她们来跟媒人吵一会。”吵架时，最重要的是，作好作歹，拖一拖就过去了，并不是一定会补齐礼物，而是要把这种“礼俗”做足。
关键在于，赵树理通过描写“礼俗”，一是要表现出刘家仗势欺人，王家委曲求全，“势力”不仅是个“理”，而且还是个“礼”。二是“仗势”的刘家，还挺会“算账”。一个地主不会“算账”就成不了地主。他表面上答应给什么东西，目的是要把人家闺女娶回来。彩礼都是给闺女的，闺女结婚后还是要带回婆家。刘家送的彩礼都是一些刘忠前妻用过的，而且还打了折扣，譬如刘忠前妻带的是纯金手镯，现在送给软英的是镀金手镯。写得如此细致，固然突出了刘家的精明小气，同时也显示小旦的蛮横霸道，本来媒人的作用是居中调停，说好说歹，但小旦的态度却非常霸道。他一上来就说：“你们都说的是没用话！哪家送礼能不吵？哪家送礼能吵得把东西抬回去？说什么都不抵事，闺女已经是嫁给人家了！”此时，小旦已经不耐烦了，再不往下听，把眼一翻说：“不行你随便！我就只管到这里！”聚财老婆说：“老天爷呀！世上哪有这么厉害的媒人？你拿把刀把我杀了吧！”小旦说：“我杀你做什么？行不行你亲自去跟刘家交涉！管不了不许我不管？不管了！”说着推开大家就往外走，急得安发跑到前面伸开两条胳膊拦住，别的男人也都凑过来说好话，连聚财也披起衣服一摇一晃出来探问是什么事。大家好歹把小旦劝住。然后还要请他们吃饭，这一大段对“礼俗”的描写，回应了这一节的标题“太欺人呀！”，显示了看似温情脉脉的“礼俗”背后“势力”造成的深刻“不平等”。
当这些人在闹的时候，小宝不见了。小宝在叫小旦出来之后，转到西房去看软英。这一段描写应该是整篇小说中赵树理用笔最重的地方。一对相爱的年轻人面对着地主的仗势欺人，两人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算着“日子”穷伤心。但“日子”的出现，意味着“时间”有可能带来新的变化：
小宝问软英要说什么，软英说：“你等等！我先想想！”随后就用指头数起来。她数一数想一想，想一想又数一数，小宝急着问：“你尽管数什么？”她说：“不要乱！”她又数了一回说：“还有二十七天！”这个比说什么话都让人心酸，可为什么她要算了又算呢？
小宝说：“二十七天做什么？”她说：“你不知道？九月十三！”小宝猛然想起来刘家决定在九月十三娶她，就回答她说：“我知道！八月十五到九月十三，还有二十九天！”软英说：“今天快完了，不能算一天。八月是小建，再除一天……”
八月十五到九月十三都是“农历”的时间：“两个人脸对脸看了一大会，谁也不说什么。突然软英跟唱歌一样低低唱到：‘宝哥呀！还有二十七天呀！’唱着唱着眼泪骨碌碌就流下来了！小宝一直劝，软英只是哭。就在这时候，金生在外边喊叫：‘小宝！小宝！’小宝这时才觉得自己脸上也有热热的两道泪，赶紧擦，赶紧擦，可是越擦越流，擦了很大一会，也不知道擦干没有，因为外边叫的紧，也只得往外跑。”
这样一个悲惨的场景，赵树理却将它放在“行动”的框架中来呈现。本来小宝去叫小旦，然后转来看软英。这时，外面已经闹了一通后，要吃酒席。金生去叫小宝，小宝必须出来和他们见面。两个人只有这短短一段时间相聚，而且只能流眼泪，算日子，一点办法也没有。赵树理重笔浓彩描写这个场景，是要突出如果没有“新力量”来改变下河村的“旧势力”，那么软英和小宝虽然彼此相爱，可他们自己没有任何能力去改变命运。“小宝抬着食盒低着头，一路上只是胡猜想二十七天以后的事”，“二十七天”之后会怎样？时间再次发挥是重要的作用。就在这二十七天里，本来认为不可能改变的一切，因为新力量的到来而发生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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